何潇：博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促会秘书长。1999年至2003年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2003年至2008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2008年入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核分析及相关技术,在生物、环境与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研究。2012年加入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2014年获中科院卓越青年科学家奖，2016年获中国毒理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奖。

走近青促会

　　记者：我们都知道青促会成立于2011年，七年来，青促会在团结和凝聚中科院青年科技工作者，提升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已经逐步成长为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团体，那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青促会的发展情况，比如现在的规模，以及科研产出，科研活跃度等等。

　　何潇：2011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青年创新促进会，简称“青促会”。青促会包括理事会、地方分会、学科分会及各单位小组。每年，我们会在院里选1%的年龄不超过35岁的助研、副研加入促青会，目前青促会的会员大约有3190人。其中有很大一批都走上了重要岗位。我举几个例子，“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试成功突破7000米深度，有7名潜航员被国务院授予的“载人深潜英雄”称号，其中有3位来自中科院，而其中有两位是青促会会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这项工程的技术难点之一，是FAST主动反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索网结构，南仁东的弟子姜鹏目前是这套系统的调试负责人，是青促会的会员，另一个核心部件“馈源舱”的设计副总师姚蕊也是青促会会员；2016年，获得全球最高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微子团队中有7-8个人是青促会成员；还有与产业化相关的例子，“独角兽”企业寒武纪科技的创始人陈云霁、陈天石两兄弟也是青促会会员。所以说，这七年下来已经有不少会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记者：青促会作为优秀青年科学家的发展平台，在推进人才成长，提升青年人才的科研动力方面，发挥了哪些具体的重要作用，同时它能够帮助青年人才实现哪些诉求？

　　何潇：当今社会，不仅仅是科学家们，所有人都会受到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各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为了让青年科学家们抵御和克服他们青年时期遇到的困难，包括科研和生活上的困难。青促会设立的初衷是，给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提供经费支持，希望他们能心无旁骛的工作，走好科研第一步。与优青、杰青等人才项目不同，青促会除了给与资金支持，还致力于各会员的相互交流与合作：青促会会员4年内无考核，自主支配经费，执行期满也不会对会员进行一刀式的评估，不给会员任何额外的负担，它给青年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此外，通过有效组织和支持，团结、凝聚全院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拓宽大家的学术视野，促进相互交流和学科交叉。这是一种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现在中科院也把青促会作为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此外，青促会的凝聚力还体现在科研合作以外的一些事上，比方说，我们青促会的会员联合院内外的青年人，发起了一个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青促会会员在其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包括科普，科技扶贫等等，所以青促会衍生出了许多其他方面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

　　记者：作为青促会的秘书长，您主要承担哪些重要工作？

　　我在青促会担任秘书长一职，我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完善青促会内部制度，负责实施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比方说，我们希望让大家尽可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同时又要达到一种相对的集中，这就需要一些制度建设。需要在制度上进行设置，调动各单位，各分会开展好工作。青促会想把大家拧成一股绳，相互促进，高效、高质量的完成各项任务，实现共同发展。但是，我们没有很充裕的资源（经费）去完成这种调动，所以我们理事会就想出一招，用一些荣誉和有限的资源去调动工作。比方说，理化所小组会组织会员不定期的活动，那么如何从总会的方面推动这些活动呢？我们总会评选优秀小组，把青促会的8个机动名额分出5个奖励优秀小组。用了这样的方法之后，各小组的工作积极性马上就调动起来了。

　　记者：青促会目前有没有相互合作出成果的事例？

　　何潇：有的，青促会真正进入密切合作是两三年前的事。前两届，人员较少，运作机制还在摸索，直到两三年前，青促会会员的交流合作才密集起来。有个青促会会员曾和我谈起，他非常感谢青促会，因为过去一两年拿到的两三千万的项目，都是和青促会会员合作申请下来的。但是这些项目要变成科研产出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已经有一些成员合作发文章了，但是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有显示度的科研产出，可能还需要一些耐心，一些积累。

　　记者：在青促会中，青年科学家们可以扩大朋友圈，展开学术交流与合作，这种合作是不考虑利益，不考虑辛苦，不考虑关系的合作方式非常简单可爱又直接有效，科研工作中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可以有更多？

　　何潇：学术界没有私心的交流和合作对科学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十分认同，我们也是尽量保证让这种氛围良性地保持下去。我们的很多工作，确实是需要交叉合作的，就像我本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多学科交叉的，对我来说，跨领域交流十分重要。

　　记者：此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期待得到哪些结果，对青促会接下来的工作开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何潇：这次活动定在沈阳分会其实是有故事背景的。我们初定的国情考察地点在南京，是一位留任理事提出来的，得到了很多理事的支持。但是，洪章和海波（新任理事）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东北经济振兴需要科技的力量。我们这届理事会成员考虑之后就把这次考察地更换成了东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科院的青年科学家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所以，我们在活动的安排上，要考察东北一些企业的技术改造需求，希望能有技术对接，对当地企业的发展能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科学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记者：当今社会发展迅猛，经济高速发展，在时代的洪流下，难免有些科学家不受物质社会的影响，从事其他高回报的行业，离开科研队伍，那么该如何巩固和树立青年科学家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何潇：这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应该想办法创造条件让科学家们安心做科研，包括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评价体系，价值观的导向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像咱们小时候很多人的梦想是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这就是一个社会舆论的价值导向问题，我们仍然需要这种价值导向。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分配制度和评价体系，是否能给科学家们创造一个安心的环境。基础研究其实是一种自由探索。像上个世纪初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一般都是在生活比较安逸的条件下，心无旁骛地自由探索。所以说，一方面要从科学家心理情绪上调动科研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为科学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记者：为在读研究生，我有一个困惑，也是现在科学研究的一个矛盾，那就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取舍问题，基础研究能够比较快的发高影响因子的文章，后续评奖评优也比较顺利，应用研究则过程比较漫长，但是解决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迫切问题，那么这个现状是否有改变的趋势，两者之间应该分工明确还是相互融合？

　　何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取舍问题确实是很难平衡的关系，这两个都很重要。基础研究很可能成为应用研究的前沿，如果基础研究这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应用研究的持续性就会出现问题。至于怎么分工呢？我认为人尽其才，合理地分配人才，才能获得有效的成果。说实话，应用研究有难度，基础研究也不简单。你要想在基础研究上做出重大的贡献，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应用研究的困难也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最近的中国芯片问题，中国不是没有开发芯片的能力，但是作为一种产品，芯片开发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厂家申请了一系列的专利，目的是避免其他人用类似的方法解决问题。现在很多专利，不仅仅是保护核心的创新，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专利的目的是限制对方的竞争。不光芯片，还有操作系统，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发展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国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商品和用户反馈，不断迭代优化。2000年左右用电脑的时候，经常会遇见蓝屏和各种问题，但是大家都比较容易忍受，而且会把各种问题的信息反馈给厂家。我们看到现在的windows也是不断的优化出来的。如果现在我们推送一款芯片，一个操作系统，用户对bug的容忍度已经降低了。此外，windows和mac系统的应用有很多，如果现在有新系统出来，需要有全新的应用生态去匹配这个系统。产品的推行还整个市场的支持，由于有很多替代产品可供选择，国内市场本就不太支持偏基础的创新。即使国家在芯片、操作系统上投入很多，还是无法和整个市场的资源相比。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基础研究，也许某个研究方向就是下一个可能爆发的领域，比如量子计算等等。这些眼前看起来似乎用处不大的研究，也许未来会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青促会团结、凝聚中国科学院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践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为国家科技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