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晚，明德讲堂思想系列讲座M843《“县级市”是“县”还是“市”？》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讲座为新学期明德讲堂思想系列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心线下开讲，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本次讲座由汪前进教授主持。

　　讲座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副会长华林甫教授以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县级市”为主题，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当今“县级市”产生的原因及其弊端，进而探究在县的分等制度缺位、同级升格之路被堵的情况下，当下及未来应如何汲取历史经验，疏通“县”的同级升格之口，从而推动今后相关行政区划的深化改革。

主讲人华林甫教授

　　本次讲座是华林甫教授时隔多年后第二次来国科大开讲，正式开始前，在汪老师的主持下，现场的同学们就自己户籍所在地是否被“耳熟能详”、能“难得住”、“考的住”老师进行了亲切又热烈的互动。

　　接下来正式开讲，讲座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引言”中，华林甫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回顾了至今已延续两千多年且作为中国最稳定的基层政区与地方治理核心单元的“县”在传统沿革地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介绍了其横跨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点，其次介绍了自1909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来近代市制的确立及其延续性。紧接着，华林甫介绍了政区名称分为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的知识并举例阐述了当今越来越多的“县级市”使“县”“市”通名混用情况加剧的现实。华林甫为同学们介绍了“历史学”、“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区别与联系，比如“历史地理学”也是有院士称号的，并简述了谭其骧院士等人在历史政区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在分析中国政区长时段演变规律基础上，以史为鉴，对当今“县级市”通名改革提出的若干思考。

　　在第二部分“‘县级市’的制度性缺位”中，华林甫首先引《宪法》第三十条中我国对行政区域的划分，并引导同学们，怎么看待“县级市”的法律依据。因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如人口数、经济总量、第二三产业占比、市政建设完善程度或“点状”、“块状”等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县级市”既可以理解为是“市”，也可以理解为是“县”，以及当今“县级市”评选“百强县”、向国家申请“千年古县”的案例，都表明了“县级市”与“县”、“市”很难分离、难以区分各种“市”的级别、规模、隶属关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的现实，种种“市”进“县”退的现象都表明了当前我国“县级市”存在着制度性缺失。华林甫又补充到，整县设市和改近郊县为市辖区体现的“设市热”、“设区热”对传统县制造成的冲击以及加剧“假性城市化”现象和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表明国家目前“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的必要性。

主持人汪前进教授

　　在第三部分“县级政区通名使用规则之讨论”中，华林甫引导同学们观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同类现象的研究思路，并主张政区研究要打破古今限隔，进行无缝对接。华林甫也指出，历史上曾短暂地出现过以辽朝“州管州”、清朝“府管府”为例的非同级政区共享同一个通名的案例，历史事实也表明：同一个层级的政区，通名大多是一致的；如果存在多个通名，则以其中一个通名占绝对优势。目前在通名使用规则方面，县级政区通名现状不容乐观，殷鉴不远，急待划一。

　　在第四部分“中国历史上的县等制度”中，华林甫首先承认目前学界对“政区层级”、“政区等第”、“政区等级”三个概念存在一定混用现象，有必要予以规范厘定概念。紧接着华教授着重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县等制度”，秦汉“大小相别、户口为断”、隋唐“双轨考量、多重因素”、宋超沿袭唐代、元朝分南北区对待、明朝以交纳钱粮数额为依据、明清“繁简分等、量才补缺”和民国“政出多门、无力划一”，都为我国县级政区等第制度的古为今用提供了借鉴。

　　在第五部分“结论：历史经验的当代借鉴”中，华林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借鉴唐代县的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制，今天取用其分等体系后半部分，加以改造，把目前的县级政区划分为上、中、初三等，也许是可行的，实行县的分等制度后，市、县的层级不再混淆,从初等县变为中等县、从中等县变为上等县就是升格，不必再走撤县设市的老路,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可以切块设市或切块设区(市辖区),以有利于国家的规范化管理。具体实行时，在保障社会稳定前提下,可分期、分批实施。

　　在互动环节中，华林甫和同学们就各自家乡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学们都表示本场讲座干货满满，收获颇丰。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现场同学与嘉宾互动

主讲人介绍：

　　华林甫，1965年出生于浙江余杭。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华东师大地理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副会长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中国地名学史研究》等学术著作八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地理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